(抗击新冠肺炎)医者仁心 警魂热血 最美的相守是并肩战“疫”

中新网贵阳2月24日电 题:医者仁心 警魂热血 最美的相守是并肩战“疫”

当接到丈夫的电话,滕婷婷的心也紧张起来。这些日子,她被抽调前往贵阳西、上麦等高速公路出站口,配合交通部门和社区工作人员开展防疫工作,由于连续10多天日夜加班,身体已有些吃不消,但为了安抚丈夫,她极力控制住情绪,并对如何做好隔离、防护和增强身体抵抗力反复交待嘱咐,安慰他家中一切都好,不必担心。

“脱贫之后如何防止返贫,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岳尔说,他希望国家层面加快推进扶贫立法,并对缓解相对贫困拿出全面、系统的举措。

“旅游过年”正在成为“新年俗”。旅游过年的人55%是“90后”,远超其他年龄段。值得一提的是,“00后”的“地位”正在迅猛提升,2020年旅游过年的“00后”增幅达144%。

“对父母来说,走亲戚是春节不可或缺的环节,人多热闹。对我来说,一些亲戚我都不熟悉,他们的话题我也不怎么感兴趣。”小马说,“我不想让长辈们帮我张罗对象,但他们总觉得,这是对我的一种关心。”

● 我国已有多部法律涉及扶贫开发相关内容,可作为地方扶贫立法的上位法参考,但因缺乏国家层面的扶贫立法,导致地方立法工作受到局限

近日,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2020年后,我国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人口不再存在,但相对贫困问题会凸显并长期存在,扶贫工作永远在路上。此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提出,2020年后的扶贫工作重心将是“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那么,面对相对贫困问题,立法层面是否有必要继续进行相应的探索实践?扶贫长效机制建立之后,又该如何使其走上法制化轨道,为扶贫工作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农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仝志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提到,各地扶贫办因缺乏上位法作指导,在制定地方条例时,对于哪些该列入、哪些不该列入,信心不足,导致地方条例缺乏创新。

国家层面的扶贫立法迟迟未能出台,各个地方率先开始了相关实践。目前已有2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颁布了扶贫领域的地方性法规。此外,福建制定了扶贫开发办法。

“随着阅历增长,我能明白爸妈的想法为啥跟我不一样。”晓莹说,“因为我们的生活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了。”

数据显示,预计春节期间,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城市的迁入人口将大幅增加。反向春运客流近几年来连续增长,年增幅9%左右。

数据显示,“90后”成为健康购物主力,2020年春节前夕,“90后”人均健康支出比往年同期多19元。

2008年,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认为,扶贫法制建设相对滞后。为此,他在当年全国两会上提交了《关于农村扶贫开发法制建设的提案》。

2012年,扶贫立法工作正式启动,国务院扶贫办起草《农村扶贫开发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先后3次送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和省级扶贫办征求意见。

汪江是贵阳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刑侦大队法制员,日常主要负责对支队案件进行审核和开展法制培训。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看到支队许多同事迎难而上冲到工作一线,他也被极大地感染了。随后,他主动请缨值乘往返贵阳与北京的G82/401次列车。这趟高铁动车单边运行3000余公里,不仅单向就需要连续值乘近14个小时,同时要穿过湖北武汉核心疫区,是支队疫情防控的重点列车。

“以前不了解爸妈,直到有了自己的孩子,才真正体会到爸妈的不易。现在,我和父母之间已经有了不言自明的默契。”闫小雨说。

对许多父母来说,反向春运不仅是行程的逆转,还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在老家,有他们熟悉的生活环境、熟悉的亲朋好友、熟悉的过年方式,来到陌生的大城市,他们脱离了自己的社交圈,甚至连在哪买菜都不知道。但他们仍愿意响应儿女的亲情召唤、体谅儿女的难处,离开自己习惯的传统,勇敢努力地作出改变。

《法治日报》记者注意到,国外反贫困的立法实践也不少。例如,英国早在1601年就颁布了《伊丽莎白济贫法》,正式确立了政府救济穷人的责任;1834年又颁布了《新济贫法》,1948年《国民救助法》正式颁布,取代了《新济贫法》,原来由济贫法提供的各种救济也逐渐纳入了社会保障制度管理中。

“我震惊了,完全想不到我妈还知道佩奇。”嘉怡说,“我妈说她不光知道佩奇,还知道佩奇的弟弟叫乔治。她听说2019年流行佩奇,就自己上网去查。”妈妈的这个举动让嘉怡既意外,又感动,“这个世界上,是妈妈一直保护着我内心中的那个小女孩儿!”

在科幻小说《赡养上帝》中,讲述了一个“时间相对论”的故事:一个年轻女孩决定前往太空探险,航行到宇宙尽头看看,她的恋人则选择了留下。由于女孩的飞船以贴近光速的速度航行,根据相对论,飞船上的时间流逝会变慢,多年后,这个女孩依旧年轻,而留在原处的恋人已然老去。

还有专家指出,一些地方的扶贫立法具有应急性、短期性。例如,《内蒙古自治区农村牧区扶贫开发条例》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为《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的实施期限,这也就意味着该条例的实施期限即将止于本轮脱贫攻坚战。

“所谓的代际差,越来越体现为数字的鸿沟。年轻人自如地享用着数字时代的各种资源,而中老年人能上上网、发个微信就不错了,互联网的介入程度不深。”王肃之仍记得自己教父亲发电子邮件时的情景。他一步一步地演示给父亲看,但父亲总是不记得操作步骤,好不容易学会了,换个新界面又不会了。父亲只能把每一步记在本子上,按图索骥来操作。

多方呼吁终于激起了浪花。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这份文件的倒数第三条写道:“加快扶贫立法,使扶贫工作尽快走上法制化轨道。”

实际上,我国也有多部法律涉及扶贫开发相关内容,如农业法、公益事业捐赠法。任大鹏认为,上述法律可作为地方扶贫立法的上位法参考,但因缺乏国家层面的扶贫立法,导致地方立法工作受到局限,地方期待国家统一立法,从上位法角度衔接其他法律。

父母:有啊,等你回家的时候。

● 乡村振兴问题在贫困地区更为突出,未来扶贫工作应做好衔接,建立防止返贫和应对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应对相对贫困不能仅依赖个别政策,还需要进行顶层设计,包括扶贫体制的改革、建立城乡融合的就业制度、解决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均衡等

有业内人士分析称,政策不断变化,导致立法条件尚不成熟,过去立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国扶贫事业历经40余年,扶贫政策几经调整,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扶贫”,从“区域性扶贫”到瞄准贫困县,再到“扶贫入户”。关于扶贫立法的议案、提案也从2004年起频频出现在全国两会上,从201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及要“加快扶贫立法,使扶贫工作尽快走上法制化轨道”,到2012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农村扶贫开发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再到2013年农村扶贫开发法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并连续4年列入国务院立法工作计划……不过,国家层面的扶贫立法始终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晓莹认为,代际差异虽客观存在,但贵在相互理解。2019年春节回家的时候,她跟父母开了一次“特别深入”的家庭会议,谈论她的终身大事。“他们表达了他们的意见,我也表达了我的想法。”晓莹说,“他们理解了我有我的人际圈和择偶标准,所以他们后来把亲戚说媒都婉拒了,只是在原则问题上叮嘱一两句。我向他们表达出自己的想法,也是让他们放心。”

1994年4月1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印发《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通知,力争在20世纪最后7年,集中力量基本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在代际差异的弥合中,父母已经走出了第一步。假设年轻人和父母相距100步,父母甚至愿意向子女走出99步。而对年轻人来说,看到父母的努力,并走出自己的那一步至关重要。

然而,一年总有那么一天,飞到“银河之外数万光年”的年轻人会飞回家乡,推开家门喊一句“爸妈,我回来啦”——春节,当“外星人”和“地球人”重聚在一起,“代际差”的冲突与弥合,将在每一个家庭里上演。

湖北紧随其后,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于1996年11月通过了《湖北省扶贫条例》。不过到了2009年11月,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湖北省农村扶贫条例》,原条例废止。新条例的条款从27条增加到49条,除了条例名称发生变化外,原条例中不符合实际的条款也被大范围修改。

习惯“不习惯” 理解“不理解”

不出所料,为确保民警和旅客安全,汪江及前期值乘的同事被支队通知自我隔离,其他相关的车班工作人员也收到了铁路运输部门的通知。1月28日22时30分,列车准时到达贵阳北站,本计划回家的他担心感染家人,便主动要求到指定酒店进行自我观察。一切安顿妥当后,汪江才给妻子去了一个电话。

晓莹的老家在山东,她硕士毕业后进入北京一家证券公司工作。为了节省房租,她和几个陌生女孩合租一套房子,但她们平时互相没有来往。“我爸妈来看我的时候就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在他们看来远亲不如近邻,我们几个应该很亲密才对。”晓莹说,“这是因为我父母生活的环境里人际圈比较小,他们日常接触的就是亲戚同事邻居,和他们来往密切。但我们年轻人的交际圈是跳跃式的,我们的亲密关系建立在共同的兴趣上而不是距离上。”她认为,这是年轻人对过年走亲戚不太“感冒”的原因之一。

汪江一边等待回复,一边心里也思虑万千,如果大家真的被交叉感染了,那进一步核查处置的系列问题也将接踵而至。当列车再次快速驶过武汉站时,看着往日人满为患的站台现已空无一人,他的心更慌了。

2014年,已经卸任国务院扶贫办主任的范小建在《中国政协》杂志刊文,“相信这部法律的出台应该为时不太远了”。

1月27日,经过一天的奔波,列车顺利抵达北京。次日,他又跟随值乘列车从北京返回贵阳。谁知,当列车刚驶离郑州东站,他便收到了支队指挥室推送的旅客感染信息。高铁动车作为公共交通工具,疫情防控刻不容缓!汪江立即找到列车长,将车班全部7名工作人员集中。由于焦虑,现场瞬间就炸开了锅,大家七嘴八舌讨论起来。看到这,汪江立即安抚大家情绪:“我知道大家的心情,但是干着急没有用,先检测一下体温是否异常,再配合做好后续工作。”他一边测量登记,一边详细询问大家近期的活动轨迹,整理汇总后第一时间向上级汇报。

2020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听取脱贫攻坚总结评估汇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出,经过8年持续奋斗,我们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胜利。

在贵铁警营里,像汪江夫妇这样坚守在防疫一线的“警医家庭”还有很多,有守护站区安全的都匀东车站派出所民警肖艺龙和奋战在隔离病房接诊发热病人的护士妻子姜亚;有守护线路平稳的贵阳西车站派出所民警郭大勇和奔波在社区开展防疫消毒工作的妻子陈国丽;有坚守在成贵高铁新线的毕节车站派出所副所长郭博和作为威宁县羊街镇卫生院一名基层卫生监督协管员的妻子雷蕾……一个从医、一个从警,医者仁心,警魂热血,他们舍小家、为大家,战疫让他们从夫妻变成了战友,此刻在他们的心里,最长情的告白其实是“共同信念”。(完)

中国人民大学扶贫研究院院长、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汪三贵则认为,扶贫的责任主体、客体相对模糊且标准在不断变化,即便进入解决相对贫困阶段,也难以清晰界定,法律规范难以具体化。

数据显示,约70%的旅客选择高铁或动车返乡,“80后”“90后”是铁路返乡主流人群。

在日本,进入21世纪后,先后提出“生活保护支援自立计划”“摆脱生活贫困实现经济成长的战略”,并于2014年修正了《生活保护法》,提出《生活贫困者自立支援法案》,2015年正式确立“生活贫困者自立支援制度”。

例如,2013年1月18日,贵州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通过《贵州省扶贫开发条例》,后于2016年9月30日更名为《贵州省大扶贫条例》。贵州省扶贫办在政策解读中提到,更名参考了中央提出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即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并在条例第三条对大扶贫的概念进行了界定。

父母比你想的更勇敢也更爱你

时代瞬息万变,表达感情的方式也在更迭,但爱的本质没有变。曾以为代沟像马里亚纳海沟一样深,曾以为“地球人”不懂“外星人”,因为有爱的存在,即使跨越“银河”,也能拥抱在一起。

汪江的请战书。贵铁警方供图

2019年,岳尔所在的村已经脱贫摘帽,缓解相对贫困、将脱贫攻坚工作与乡村振兴战略结合成为新的工作重点。不过,如何界定相对贫困的标准,现行的扶贫开发法律法规并未给出明确答案。

考虑到汪江妻子滕婷婷作为贵阳市观山湖区妇幼保健院的医生目前也坚守在防疫一线,家中还有1岁的孩子需要照顾,支队领导本打算安排他值乘短途列车。汪江得知消息后,又反复找到领导表达自己的请战愿望。“保证完成任务!”最终,在他的坚持下,1月26日那天终于接到替班值乘G82次列车的任务通知。随后,他便将孩子托付给岳父照顾。

在上海金融行业工作的小马,赶着小年那一天就迫不及待地回到安徽老家。他早早计划好了自己的“春节七天乐”:初一在家躺一天,初二上街逛庙会,初三与发小聚聚餐,初四在家躺一天……而他的“完美计划”一到家即被“篡改”,父母在他的计划表里添了许多新内容:初一到初三去各位亲戚家拜年,初四到初六去见亲戚介绍的相亲对象。“天哪!”他感叹道。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张琦认为,有必要由国家统一立法,从长远来看,还有相对贫困需要解决,低收入群体、欠发达地区都需要扶持,如果有法律参与,进行刚性约束,更能提高扶贫效率,也能预防、解决重新返贫以及新出现的贫困问题。

左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说,国外反贫困立法多以保障性立法为主,比较有效地规范了政府行为。我国的反贫困政策几经调整,后来调整为大扶贫,加之有市场力量参与,立法难度增大。

“我爸妈在春节怎么过这一点上特别开明。”在北京从事律师工作的闫小雨因为平时工作忙,很少有时间陪自己的孩子。于是她和父母商议,每年春节带孩子出去玩,不回老家了,父母的生日再回去,或者他们到北京来看她。

2015年4月1日,《四川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经四川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通过,后于2020年6月启动修订调研论证。

(本报记者 安胜蓝)

“一名1月22日从武汉站上车的G82次列车旅客现已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病毒,请乘警立即协调车班工作人员开展体温监测和活动轨迹调查。”看到信息后,汪江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

1995年11月,广西壮族自治区率先制定了全国首个地方扶贫开发条例。

“90后”“00后”出生时,互联网方兴未艾,利用互联网了解和把握世界是他们的“天赋”,他们被称作“互联网原住民”。相对的,他们的父母辈则是“互联网移民”,不得不奋力追赶,试图跟上并融入这个瞬息万变的数字时代。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在被重新定义,代际之间的差异也逐渐被拉大。

很多人都经历过这样的“反转”:十年前,为了“玩电脑”,还要跟父母“打游击”;十年后,父母却在向他们请教如何“玩电脑”“玩手机”。

然而,到了2015年,我国的扶贫政策再度发生重大调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扶贫的对象和举措发生了大变化,从过去聚焦扶贫标准以下具备劳动能力的农村人口,变为针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精准扶贫”;从“开发式扶贫”调整为产业扶持、转移就业、易地搬迁、教育支持、医疗救助等“大扶贫”模式。再过了两年,又开始侧重集中力量攻克“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堡垒。

“过去,社会经验丰富的父母是指导者,但互联网时代,年轻人成为领先者,父母反而落后了。”王肃之说,“我们在成长的同时,父母也需要成长,他们从你的指导者转变为需要你去扶持的角色。我常常告诉自己,在帮助父母的时候要更耐心一点,更细致一点。”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左停曾撰文呼吁扶贫立法。他认为,经济的持续增长为扶贫立法提供了经济、社会条件。同时,《国家扶贫资金管理办法》《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等颁布,2002年修订后的农业法也对扶贫工作作出了规定,五年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这些都为反贫困立法提供了一定的制度基础。

据任大鹏介绍,地方扶贫立法经历了三个阶段:广西、湖北等贫困问题较为突出的省份制定地方条例是第一个阶段。陕西、内蒙古、江苏等省份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的基本原则形成地方性法规,是第二个阶段。2015年出台的《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对脱贫任务的时点作出要求,由于时间紧迫,各地立法进程明显加快,进入第三阶段,部分省份参照该决定对已有立法修订,也有不少省份新制定了法规。

2019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2020年以后的扶贫工作作出部署,提出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那么,脱贫攻坚收官之后,面对相对贫困问题,国家立法是否仍然还有必要?对此,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持不同观点。

一项针对微信中老年用户的调查显示,截至2017年,75.8%的中老年人会上网看新闻资讯,98.5%的中老年人会使用微信聊天,超过半数的中老年人会使用移动支付。75%的中老年人表示,是子女教会了自己使用社交网络和设备,他们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因为使用社交网络而与子女的联系频率增加。在年轻人帮助父母跨越数字鸿沟时,代际差异也获得了弥合的机会。

在春节,游子归乡的传统正被父母率先打破,他们创造了“反向春运”这一新名词。越来越多的父母决定在春节时离开老家,前往子女的城市“异地团圆”。据统计,春运反向客流已经连续四年增长,年均增幅在9%左右。

现实中,工作在大城市的年轻人,和留在家乡的父母之间,同样存在着“时间相对论”。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和爆炸式的信息传输让年轻人的步伐一再加速,一些走得快的年轻人甚至“去到未来”探索新鲜和未知,而尚未适应变化的父母或许还停留在过去。

感受到妻子的关心,汪江内心暖暖的。期间,他每天时刻关注单位工作群信息,将自己手写的《请战书》通过微信发到单位,希望隔离结束后立即归队,继续坚守在抗疫最前沿。经过14天的隔离观察,汪江各项身体指标均正常,他如愿收到期盼已久的解除通知,目前已回到工作岗位,和大家一同战斗在铁路疫情防控的一线。也正是凭借这种不畏艰险、冲锋在前的精神,组织经过认真考察,批准汪江火线入党。迎接他的,是党组织对新鲜血液和有生力量的更大考验。

生活习惯差异、价值观差异、人际交往方式差异……春节“代际差”现象,已经越来越普遍。渐渐地,年轻人开始习惯并接受这种差异。他们甚至创作出各式各样幽默风趣的“春节自救指南”,用调侃来消解冲突。

3年前,“90后”年轻人岳尔(化名)被派驻到湖南省邵阳市的一个贫困村,担任驻村扶贫干部。刚进村时,每当遇到拿不准的政策问题,他都会去参考《湖南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

一年后,受国务院扶贫办委托,中国农业大学农业与农村法制研究中心主任任大鹏提交了一份扶贫立法的前期调研报告。据他介绍,当时扶贫法制化主要是希望整合扶贫资源以及规范扶贫资金的“跑冒滴漏”问题。

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嘉怡的家。嘉怡在北京一家媒体工作,妈妈已经退休。2019年春节假期最后一天,妈妈在她的旅行箱里塞了一大堆好吃的,最后拿出了一个小猪佩奇的毛绒玩具递给她:“这个佩奇你带上呗。”

● 目前已有2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颁布了扶贫领域的地方性法规,均对扶贫对象、扶贫措施、资金和项目、监督与考核、法律责任作出了规定,但规定往往模糊、抽象,操作性和约束力不强

数字浪潮中的角色互换

21世纪初,扶贫工作由“开发式扶贫”调整为“整村推进”,加入了劳动力转移培训和产业扶贫等内容。由于当时缺少具体抓手,各地扶贫办的定位也不一,因此出现了将扶贫政策制度化、主流化的声音。

2019年春节,微电影《啥是佩奇》在全网刷屏,感动无数网友。电影里,一个老人为了弄清孙子想要的“佩奇”是什么而四处寻访,最后用鼓风机给孙子做了个“小猪佩奇”。

此外,一些地方的扶贫立法未涉及治理相对贫困和防治返贫的制度措施。例如,大部分地方立法对2020年后返贫和新致贫的“再识别、再退出”机制缺乏合理的制度安排,仅将法律规范视为当前扶贫政策法治化的结果,而忽视了法律制度作为社会结构中的长效机制对于弱势群体的保护作用,形成前后扶贫时代法律制度衔接的断层。

《法治日报》记者梳理发现,对扶贫立法的呼声最早来自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当时,不少人提出疑问,基本解决温饱问题是否等于消除贫困,解决温饱以后贫困人口是否还能获得扶持,于是有人建议为扶贫设计长效机制并进行立法。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吴国宝介绍,扶贫立法的试验最初是从扶贫资金管理办法开始的。从1986年开始,财政部就出台了包括《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管理办法》《国家扶贫资金管理办法》在内的多个文件。

“我爸妈在阻止我玩电脑的时候肯定想不到,后来我竟然成了一个网络犯罪的研究者。”出生于1990年的王肃之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一名法官助理,不久前刚出版了一部有关网络犯罪的专著。

比接触新事物更难的是改变自己的固有习惯。在试图弥合代际差的过程中,许多父母选择走出第一步,并且一直往前赶。

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相继颁布《地区再开发法》《联邦受援区和受援社区计划》等法案,通过立法将三分之二的贫困县划入137个经济开发区,在每个开发区建立新兴城市,带动周边地区发展,随后又批准了若干社区帮助城市贫困群体改善居住环境和社区发展。

□ 本报记者 文丽娟

或许,春节几天,你仍会烦恼于爸妈的唠叨,爸妈仍会嫌弃你的慵懒,但在离别的那天,爸妈叮嘱你“好好照顾自己”,沉默了一会儿,又加了句“没钱跟爸妈说”的时候,希望你也能大声地说出:“爸妈,我爱你们!”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也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国仍有贫富分化,城市和农村之间、东南沿海和内地特别是滨江地区之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弥平发展的鸿沟,“对于在扶贫攻坚期间所积累的重要经验,有必要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形成法律成果和法治成果。这也有利于建立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之间的良性关系,有利于财政法治的实现,真正以人民为中心,对人民群众负责”。

“其实,我爸是很想我的。”闫小雨至今无法忘记念大学时的那个寒假,爸爸去火车站接她时“竟然流泪了”。“这让我特别触动,因为我爸是一个不善于表达自己感情的人。他一边流泪,一边说想我了。”可是,闫小雨的父母依旧支持了她“春节不回家”的决定。

“收起分歧,团圆才是我们的话题。”习惯“不习惯”,理解“不理解”,或许是春节时年轻人和父母最有效的“自救指南”。承认和包容差异的存在,不强求对方改变,才能走出弥合差异的第一步。

对于这些实践,吴国宝认为,地方立法虽走在前面,但各地条例内容大同小异,均是对扶贫对象、扶贫措施、资金和项目、监督与考核、法律责任作出的规定,相关规定往往模糊、抽象,该明确的没有明确,操作性和约束力不强。

Last modified: 2020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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